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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说说什么是真正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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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设计师和研究设计史的人,

“工匠”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

因为工匠就是设计师的前身


几千年前那些把泥土烧成陶罐、把土坑挖成窑洞、把兽皮围成衣裳、把贝壳串成项链的人,就是现代设计师的祖师爷。甚至好多耳熟能详设计大师的家庭出身竟然也是工匠,比如米歇尔·托纳出身木匠,安东尼·高迪生于铜匠家庭,胡安·米罗的父亲是金匠,阿道夫·卢斯的父亲是石匠,勒·柯布西耶的父亲是钟表匠……在日语中,干脆就使用“意匠” (いしょう)一词表述“Design”(设计)的含义。


 

出身瑞士钟表匠世家现代主义设计泰斗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 1887 – 1965)(来源:笔者手绘)

 

今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日益窘迫的经济形势提出了一个国人有点陌生的词——“工匠精神”。原文是这样说的:

 

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工匠精神”(Craftman's Spirit),李总理的新报告带火了这个词,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附会和跟风。各种各样的广告、推送和软文里,言必称“工匠精神”。在度娘上搜索“工匠精神”词条,相关结果有200多万个,光3月5日之后的搜索结果就有76页之多。根据“百度指数”的统计曲线,“工匠精神”在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发布当天搜索量就直线飙升,并一直居高不下(见图1)。介绍德国、日本工匠精神的文章层出不穷,而且无论什么行当都能扯到“工匠精神”的概念上——制造业说“工匠精神”,互联网产业说“工匠精神”,餐饮业说“工匠精神”,文艺业、娱乐业说“工匠精神”、甚至连司法、医疗、证券、银行都在说“工匠精神”。


但工匠终归是工匠,工匠本身并不是工程师、IT技术员、厨师、导演、演员、歌手、律师、医生、券商和银行家。那么大家伙儿所追求的“工匠精神”到底是什么?是甘处卑微地位安守本分耐住寂寞的精雕细琢吗?是把手上工作做得完美无瑕精益求精吗?都不是!这些都只是“工匠精神”最最肤浅的表象。抽象而片面地鼓吹“工匠精神”概念对这些行业并不会有任何帮助,只会为投机商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营销噱头。

 

作为“工匠的传人”,有责任深挖一下“工匠”这一普通而又神圣的职业,并以此为出发点向各位看官系统介绍一下真正的“工匠精神”,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要推崇“工匠”、追求“工匠精神”。

 

工匠是精明的经营主体

常常听某某长辈批评某某后生“不成材”。这个“材”其实就是古代建筑工匠用来衡量木料的单位。在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最重要的结构——“斗栱”中,一个标准“栱”的高度为一“材”。说一个人“不成材”,意思是这个人连做一根栱木的资格都没有,更不要说做栋梁了。北宋主管皇家工匠的将作监李诫(1035年—1110年)编纂的《营造法式》里,详细记载了这种建筑构件模数系统。最小的单位为“分”,15分为1材,21分为1足材。一个标准栱的高度为15分(即1材),宽度为10分。高宽比为3:2。栱之上有栔,高6分,宽4分。高宽比也是3:2。栱和栔加起来的高度为21分(即1足材)对材料和零部件尺寸的分类、分级与标准化,使得工匠们在动工之前就能列出一份完备而准确的用料表。



 

《营造法式》中标准栱的模数(来源:《万物》,雷德侯,三联书店。笔者增加标注)

 

不仅如此,工匠们还对工作量进行了标准化:从日出到日落为1功(1个工作日),意思是一个标准工匠需要花费一个工作日完成的工作。制作一个六等材的标准栌斗需要0.5功。栌斗等级每升高一等,则工作量增加0.1功。每降低一等,则工作量减少0.1功。制作一根长一丈五、直径一尺一的大柱需要1功。在计算工作报酬的时候,三个临时雇工或军队役工的工作量相当于两个职业工匠(工筹不同源自于工匠与普通工人的本质区别,这个后面会讲到)。

 

通过标准化的用料与用时体系,工匠可以在合理而又精确地控制成本的基础上,高效地完成工作。始建于1056年的辽代应县木塔,高67米,是中国现存最老的木塔,也是古代世界最高的梁柱建筑。但你可能想象不到,这座在风沙雨雪地震战火各种天灾人祸洗礼下屹立一千年的皇家佛塔,在修建策略上竟然极尽节俭之能事。塔身没有使用任何珍稀木材(主要是松木),甚至整根大木料都极少使用。工匠们尽可能采用更多更小的木构件代替大型木构件,越细小的零件数量越多,整座塔仅仅使用了十根整木做成的梁栿,却成就了超越时间的建筑奇迹。


 

应县木塔(来源:历保网www.libaowang.org)

 

所以,工匠都是精明而又具有大智慧的人。像宋徽宗那样不计成本地烧制汝窑天青瓷,历时经年花费巨万,而且将不满意的成品全部砸碎,纵然留下一代艺术家皇帝追求美之极致的传奇故事,纵然留下了“家财万贯不及汝瓷一片”的稀世珍品,却不是真正的工匠作为。事实也是如此,由于制造工艺的极端不可持续性,北宋汝窑也仅仅兴盛了20年,犹如一瞬即逝的彗星,无法产生更大的影响。


 

北宋汝窑天青釉瓷碗,传说当年宋徽宗追求“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这)般颜色做将来”的釉色,不惜工本烧制天青瓷 (来源:zh.wikipedia.org)

 

工匠如此精明地控制成本,是因为他们是实实在在的经营者作为经营主体,工匠必须平衡投入与产出。他们必须用尽可能省的投入实现所期待价值产出的最大化。好工匠之所以对工艺精雕细琢,对质量精益求精,之所以不断钻研不断创新,背后的驱动力就是实现价值最大化。工匠们不是处女座,强迫症只是一个欺骗你眼睛的表象,他们只不过通过对质量的提升建立口碑,塑造品牌,留住客户,开拓市场。仔细想想,山寨的、烂大街的廉价货也确实是目光短浅赚一票就走的人才会去做。而他们终究会被淘汰,生存下来的,只有高质量的、有创新的产品。因为这样的产品能够带给受众更大的、无法被轻易复制的价值。

 

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一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小陶工,最终建立起历时二百年不衰的高档陶瓷品商业帝国,正是源于“精明”和“智慧”。韦奇伍德一直致力于提升陶瓷的品质和釉色的美观,研发出一系列远超同行的科学工艺。他先是发明了米白色瓷器(Creamware),获得英国皇室和贵族的青睐,尤其是英王乔治三世的妻子夏洛特王后。于是他的“王后瓷”(Queen's Ware)声名鹊起。接着他又成功研制出黑陶和碧玉细陶。1774年,韦奇伍德工厂为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制作了一组952件套米白色餐具,这些瓷器每件都绘有英国风景图,总共画了1244幅工笔画。

 

你可能不会想到,这个英国人的成功居然源自中国工匠的智慧。在一个偶然机会下,韦奇伍德阅读了法国传教士殷弘绪详细记载中国景德镇瓷窑烧瓷工艺的书简,当他读到景德镇工匠如何使用模具统一产品规格并复制器型,如何将预制部件组装成大型产品,如何将制瓷工艺分解为20道工序,每道工序由该方面的专业工匠经手的时候,深受启发,于1769年在自己的工厂建立起欧洲第一条全面实行劳动分工的生产线,并且创建一套陶瓷纹样图谱。通过这一制度,韦奇伍德成功地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保证了产品质量,并且不断研发新产品,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


 

韦奇伍德的王后瓷(Queen's Ware)(来源:www.studyblue.com)

 

米歇尔·托纳(Michael Thonet,1796 –1871)的例子更能说明这一点。他设计研发的维也纳咖啡馆(ViennaCafe Chair,又称第14号椅,No. 14 Chair)椅从1859年问世以来卖出了数千万把,屡获大奖。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它的热弯木工艺和标准化装配方法,不仅能让相对便宜的山毛榉木椅子既坚固耐用,又呈现优美的曲线造型,还能极其便捷地装配和运输。可以互换的标准零部件大大降低了制作成本和维修成本。



 

托纳的第4号椅和第14号椅(来源:笔者手绘)

 

正是“工匠精神”中对成本的精明控制和对价值的不懈追求,才有历次产业革命和技术革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财富像滚雪球一般几何级增长。但是,这些上文中提到的和没提到的伟大成就绝不是一个个独立的工匠个体能够完成,而必须依靠组织化的工匠职业体系,小到一个作坊一个工厂,大到一个行会一个行业,组织化和职业化的特性让工匠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工匠是一种组织化的职业1974年春,陕西临潼村民杨志发意外发现了一些陶片,让默默长眠于地下两千余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经过考古人员的长达40年的不断发掘,已经出土与真人一般大小、形态各异而又栩栩如生的兵马俑数以千计。

 

人们称秦陵兵马俑是能与古希腊雕塑相媲美的伟大写实主义雕塑艺术。可是细心的你会发现,古希腊雕塑是艺术家们按照自己的理想创作出来的。公元前4世纪时并称古希腊古典主义雕刻三杰的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斯科帕斯(Scopas)和留西波斯(Lysippos)都是青史留名的艺术大师。而兵马俑则是工匠们按照统一的标准和流程制作组装而成的。从出土的兵马俑零部件上可以找到不同的工匠师傅的署名。这些工匠有的来自于中央官办工厂,有的来自其他地方小作坊。他们有严格的分工和等级划分。一名“工师”指导10名左右的工匠。有的制坯、有的彩绘、有的组装。他们在成品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并非像艺术家的落款一样为了标记自己得意作品,而是为了方便质量控制和追责。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吕氏春秋·孟冬纪》


 

秦陵兵马俑上的铭文,“宫藏”二字,“宫”代表该陶工来自中央官署工匠机构,“藏”是他的名字。(来源:www.bmy.com.cn)


在欧洲,古代手工业工匠行会的组织形式在现代设计行业和设计教育中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那就是工作坊模式。现代主义设计和现代设计教育的伟大圣地包豪斯学校(Bauhaus)就将这种古代工匠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职业培养模式发扬到了极致。

 

先拿笔者曾就读的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举例,他们的每个专业和系并没有按照一般的大学专业那样按照年级分班,而是分成很多不同的工作坊(Studio),比如工业设计系(Industrial Design)就分成两个工作坊(Industrial Design Studio 1和Industrial DesignStudio 2),每个工作坊拥有一位领衔教授和数名协助这位教授教学的助教(当年建筑系有个工作坊的教授是刚走的扎哈·哈迪德大妈,默哀三分钟)。工作坊在学校教学楼里有一间固定的大课室。这间大课室就是该工作坊所有师生共同的家。这里有每个人的储物柜,用于存放私人物品;有微波炉和烤箱用烹饪食物;有盥洗台、咖啡机;有投影仪和音箱。从刚入学到即将毕业的各年级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在校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工作坊。每学期开学时,教授会布置一个课程任务,由该工作坊里各年级学生混合组队,自行选题,协作完成。每天,学生们来到工作室,和自己的团队一起在教授和助教的指导下讨论和工作(其他的选修课自行去听)。在长达一个学期的团队课程合作和分工中,高年级的学生能够一直带着低年级的学生。到学期末,教授会根据每个团队的合作成果给予队员课程成绩。

 

之所以在欧洲设计学科的教学模式与其他学科不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设计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技术或知识,而是一门综合性的手艺,这门手艺必须在一个团体氛围中言传身教才能习得。现代的设计系工作坊中教授与学生、高年级学生与低年级学生的关系,其实就是旧时工匠作坊中师父与学徒、师兄与师弟的关系。刚当上学徒的小工匠,不会像小学生一样分年级上课,第一年由这个老师教这个,第二年由那个老师教那个,而必定是和先入门的师兄们一起跟着师父干活,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观察、体会、交流、学习。逐渐成熟后能够承担更重要的任务,并开始帮师父带更小的学徒。

 

由此可以看出,“工匠”是一种有组织的职业,所谓的“工匠精神”就是职业化精神。《营造法式》规定的工匠与雇工或军工酬金有区别,就在于工匠们是有组织的职业化专门人才,而雇工和军工不是。

 

话说有个设计师朋友自己开了家设计公司,想接一个办公大楼中庭景观设计的活儿。由于刚刚创业胆子小,报了一个比标准低得多的价钱(对比现在疯长的物价,行业标准其实已经很低了),想不到甲方老板听了他们的报价后仍颇不以为然:“这么贵?我找两个民工说说不就行了嘛,要你们这么贵的设计做什么?”这个甲方老板对待设计的态度,其实是现在国内的普遍现象——否定设计的职业性,认为这些事儿谁都可以做,给你两个辛苦钱帮我做了就得了。这就好比穿越回北宋李诫的年代,当朝皇帝想造宫殿,舍不得花钱请工匠,只用雇工和军役,结果只能造出农村茅草房。在这样的氛围下,工匠都生存不下去,何谈“工匠精神”?

 

之所以觉得互联网上大部分对“工匠精神”的关注点是片面的,正是基于这一点真正的“工匠精神”不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不是一个单独的产品,甚至也不是一个品牌。就像微信上疯狂转发的“寿司之神”小野二郎,大家必须认识到小野先生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他首先的身份是“数寄屋桥次郎”寿司店的店主。如果想要学习他的“工匠精神”,关注点不应该在一个91岁的老人如何穷尽一生钻研寿司的极致奥义(老实说这种传奇式的特例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而应该在于小野带领一个工匠团队创立了一套可重复实践的工艺,设计了一套经过缜密计算的严格的生产流程,设定了一套产品评价标准,完善了一套师徒间培养和教授的承传。于是你会发现,这工艺、流程、标准和承传,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必须依托一个成熟的组织系统才能成形。因此,工匠不是纯粹的手艺人、艺术家、DIY达人,组织化和职业化是“工匠”这一称谓的根本。果说艺术家需要的是个人英雄主义,那么工匠需要的就是集体主义,这些才是“工匠精神”的真正核心价值。


 

小野二郎先生(来源:纪录片《寿司之神》截图)

 

工匠肩负传承和创新的责任

前面说组织化和职业化是工匠的重要特性,那么这种组织化和职业化的建立和维持依靠的就是一代代工匠之间的传承和创新。有生命力的“工匠精神”正是滋长于这种传承和创新的沃壤。秘而不传是武林高手的独门绝技,不是工匠所为。旧时欧洲手工业行会(Guild)之所以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和城市化的动力,正是由于其极其有效地保障了各种工匠技术的有序传承、不断改进和广泛传播。

 

为现代设计开宗立派的包豪斯国立建筑学校(desStaatliches Bauhaus, 1919-1933)就是秉承这样的教育、传承和创新责任而建立起来的。“Bauhaus”这个词中的“bau”就取自德国古代石匠行会的名称“Bauhütte”。1919年,包豪斯首任校长、现代主义设计三杰之一的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在创办学校的时候就提出这样的理想宣言:


……建立一个新的工匠行会组织(new guild of craftsmen),在这个组织里面绝对没有那种足以使工艺技师与艺术家之间树立起自大障壁的职业阶级观念。同时将我们创造出一栋将建筑、雕刻、绘画结合而成三位一体的新的未来殿堂,并用千百万艺术工作者的双手将之矗立在云霄高处……


 

包豪斯的创办者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来源:zh.wikipedia.org)

 

在包豪斯,学生接受完整的造型和工艺训练。新生首先要接受为期半年的基础课程预备教育,随后根据个人特长被分配到不同的实习工坊中,进行为期三年的工作坊专业训练(包豪斯有13个不同的工作坊,包括印刷工艺、玻璃绘画、金属工艺、家具细木工艺、纺织工艺、摄影、舞台艺术、壁画、书籍装订、陶瓷、建筑、展览设计、音乐)。结业合格者授以“技工证书”(customary journeyman’s certificate),相当于专科文凭。持证书者可以选择出去就业,也可以选择留在学校攻读更高学历,接受不设年限的实习培训和高等教育专业学习,经考查成绩满意后才能授以“包豪斯文凭”(diploma)。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工匠是师傅带徒弟手把手教出来的不是靠某种神秘信仰和崇高理想空想修炼而成的。脱离脚踏实地的培养体系,“工匠精神”就是一座空中楼阁,变得毫无意义,这一点对于当下这个充斥速成诉求和快餐文化的功利社会尤为具有启示作用。

 

 

工匠需要法制的保障“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道德经》

 

如果把“工匠精神”比作“用”,就必须找到与之相关的“利”,找到承载这个“用”的“车”、“器”和“室”。这个载体就是“工匠体系”。因此,相比“工匠精神”,“工匠体系”才是振兴中国制造业、中国设计乃至现代中华文化的镇国重器。

 

“工匠体系”既包括前面说到的认真创造、精明经营、科学组织、完善教育,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保护“工匠”、保护“创意”、保护“创造”的机制。说得再明确一点,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制基础。

 

2010年,意大利专利商标保护局和Valore Italia 基金会联合在同济大学举办“工业设计王国探秘——意大利创意与知识产权保护展”,首次将设计背后的知识产权保护呈现在中国观众面前。跨越两个世纪的一份份专利档案,伴随着那些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19世纪末才统一的欧洲穷国能够产生法拉利、Vespa摩托车、情人节打字机,能够出现阿莱西(Alessi)这样引领世界设计风潮的公司,能够成为一个设计大国。


 

“意大利创意与知识产权保护展”上设计于1946年的Vespa摩托车。(来源:作者摄)



在经典电影《罗马假日》中,Vespa摩托车是派克大帅哥和赫本大美女的坐骑。(来源:www.2oceansvibe.com

 

这些展出的专利,无论是一种新的使用方式、还是一项发明、抑或一款模型设计,都在相应的年限内(10年、20年和25年)为创造者提供继续研发和投入的报酬。与此同时,这些使用方式、发明和模型设计通过专利转化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富。我们可以看到,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制从根本上呵护了“工匠精神”赖以生存的土壤。它不仅肯定了创造的价值,保障了创造者的切身利益,促使创造者的队伍激发更大的能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法制体系保护了全社会的知识财富,树立起尊重创造、追求卓越品质的“工匠”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标准。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工匠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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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dd 2016-8-16

很不错

ddddd 2016-8-16

不错的观点

隐秘而尾大的度度 2016-8-12

123

ddddd 201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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